蘇區(qū)時期黨校是怎么辦的

楊會清

　　重視和辦好黨校，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政治優(yōu)勢。早在1924年12月，根據(jù)中央培養(yǎng)領導干部的要求，我們黨就創(chuàng)辦了安源黨校。到了蘇區(qū)時期，為解決干部缺乏的問題，中央提出了要“有計劃、有目的地去進行大批干部的訓練”的號召。在這一背景下，各蘇區(qū)先后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黨校，像蘇區(qū)中央局黨校、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等相繼開辦。1933年3月13日，中央在蘇區(qū)中央局黨校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即今天中央黨校的前身。各級黨校的創(chuàng)辦，首先面臨的是如何規(guī)范辦學的問題。就蘇區(qū)時期而言，黨校辦學有以下幾個特點。
　　辦學條件非常艱苦。在殘酷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黨校的基礎設施一般是因陋就簡。像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最初設在瑞金葉坪鄉(xiāng)洋溪村的滿太屋。《瑞金革命文物志》記載：該屋蘇區(qū)時期屬劉姓豪紳私產，建造于晚清。廳式磚木結構，灰陶瓦面。分前后廳，中有天井，穿斗式屋架，內置十根圓木大柱支撐。廳前設三排雙合大門，右側為橫屋。整棟房子的占地面積277平方米。在今天看來，這個面積已經是非常小的了。但即便如此，它還兼作教室、飯?zhí)�、俱樂部、禮堂等多種用途。
　　因為場所小、學員多，所以教學工作經常受影響。像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第一期的畢業(yè)典禮，就是借工農劇社的大廳舉行的。至于教室里的桌椅板凳，一部分是向周邊老百姓借的，另一部分則是由瑞金縣委、縣政府支援的。雖然有些破舊，但也解決了一些問題。到了第四次反“圍剿”時期，為躲避國民黨的飛機轟炸，學員們白天往往要鉆到森林里去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學習。學員肖鋒回憶，在這一期間，“同學們日出夜歸，在山溝森林里，到處洋溢著愉快的讀書聲和山歌聲”。當然，學員的吃住條件也不是很好。最初一部分學員住老百姓家，一部分住在滿太屋。有的學員沒有床，就直接睡樓板上，鋪上稻草，就算是床鋪。后來學員增加，黨校搭建了幾棟草房，所以有一部分學員睡草房子。至于吃飯，條件也非常艱苦。像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吃飯八人一桌，每桌一大盤菜，一般都是青菜”。而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則實行的是軍事共產主義政策，“食堂做飯兩稀一干，計口下糧，而且采取分飯，全部用蒲草織成的飯包子蒸飯，每人一份”。但學員大多是年輕人，飯量又大，所以，一到晚上往往就餓得發(fā)慌。不過，條件雖然很艱苦，但廣大學員卻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們普遍認為，“只要能多學點馬列主義，比這條件再艱苦也不在乎”。
　　蘇區(qū)時期，黨校學制安排一般長短不一。這也是由當時激烈的斗爭環(huán)境決定的，學制的長短必須適應革命形勢的發(fā)展。盡管學制不長，但能在革命斗爭相當緊張的時期，集中學習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知識，對當時的學員來說，意義重大，他們都非常珍惜。很多學員對黨校學習的經歷印象深刻，很多年后，還有著非常清晰的記憶。省級黨校的學制一般是3—4個月。像閩浙贛蘇區(qū)，省委共產主義學校就是3個月。時任閩浙贛省婦女解放委員會主任的徐大妹回憶：我是第二期的學員，這期只有三個女學員，除我外，還有楊樹蘭、饒玉蘭等，學期三個月。不過，辦到第三期的時候，又延長到4個月。這一期有個學員叫陳直齋，1933年初入的校，他很清楚地記得，“經過了四個月緊張而火熱的學習”。
　　至于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制則必須根據(jù)不同的班次來定。在當時，該校的班次包括：新蘇區(qū)工作人員訓練班、黨政工團工作者訓練班以及高級訓練班。三類班次的學制分別是二、四、六個月。但在實際辦學過程中，各班次都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延期。像蘇區(qū)工作人員訓練班，學制是三個月。而黨政工團工作者訓練班，前后時長剛好六個月。至于高級訓練班，共辦了兩期，但學制卻不同。第一期高級班，根據(jù)學員回憶是整整學了八個月。第二期的就是六個月。
　　不過，學制安排也不是完全固定不變。有時因為工作的需要，學員也可以提前畢業(yè)。有的學員因工作需要，提前畢業(yè)并被調到更重要的崗位上。
　　雖然是早期辦黨校，但日常管理相對規(guī)范。蘇區(qū)時期的黨校，實行的是校長負責制。像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任弼時、張聞天和李維漢等人都曾經擔任過校長，而董必武、楊尚昆等人則擔任過副校長。不過，黨校的日常工作往往都是由副校長來主持的。
　　除校長、副校長之外，黨校還設立了教務處、總務處、列寧室等機構。作為黨委的一個重要部門，黨校還成立了總支委、團總支，不僅負責黨校自身的黨團建設，還要負責學員中的黨團工作。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高級訓練班開班后，楊尚昆即擔任該班班主任。在他的指導下，班上成立了黨支部。由于部分學員的年齡偏小，學校還成立了少共總支。一般而言，省級黨校還存在交叉管理的情況。像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教務工作由省委宣傳部管，而總務工作則由省蘇維埃政府總務科管。黨校也有自己的專職教員，但人數(shù)不多�？傮w上教員更多是由在職干部兼任。當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等人都曾到黨校講課。
　　各蘇區(qū)由于在地域上并沒有完全統(tǒng)一，因此，這一時期選調學員的范圍有一定局限性。像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雖是中央層面的黨校，但調訓對象主要面向中央蘇區(qū)、湘鄂贛蘇區(qū)、湘贛蘇區(qū)、閩浙贛蘇區(qū)。至于川陜、西北、湘鄂西以及鄂豫皖等蘇區(qū)，則因為距離太過遙遠，選調的學員相對有限。
　　當時的干部調訓，一般是組織推薦。像時任永新縣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部長的劉俊秀，就是湘贛省委書記任弼時親自推薦的。劉俊秀回憶，任弼時有次找他，問他是否愿意到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去學習。而且，任弼時還闡述了學習的意義。他對劉俊秀說：“你是一個工農干部，有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是缺乏文化知識，這就必須要加強學習。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思想水平和認識能力，使自己在實際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績�！本瓦@樣，劉俊秀拿著任弼時的介紹信就到了瑞金。也包括福建省委常委、婦女部部長李堅真，也是通過組織推薦的。她回憶，“組織上為了提高我的政治理論和文化水平，決定送我到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習”。接到通知之后，她即對手頭的工作進行了交接，之后馬不停蹄從福建長汀趕到江西瑞金。
　　干部到黨校來學習，一般是完全脫產。畢業(yè)之后，則要由組織部門重新分配工作。像閩浙贛省委共產主義學校，除少數(shù)學員回到原單位工作之外，大多數(shù)都由省委組織部派往白區(qū)或新蘇區(qū)工作。像陳直齋，他在入學之前擔任了上橫特區(qū)的黨委主要負責人，畢業(yè)之后即被分配到了皖南，擔任歙南縣委書記，并參加皖南特委，同時兼任浙西特派員。同樣，湘鄂贛臨時省委第一期黨校班畢業(yè)后，有三分之一的學員被派到縣里擔任領導，有三分之二的學員被派到區(qū)里擔任領導。至于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基本上也遵循上述畢業(yè)分配原則。像劉俊秀，畢業(yè)后被分配到紅六軍團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長。而李堅真，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中央婦女部任部長。
　　在殘酷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蘇區(qū)黨校的辦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包括一些課程也無法按照計劃完全實現(xiàn)。但就總體而言，我們黨在這一時期初步規(guī)范了黨校辦學的基本問題，培養(yǎng)了大批信仰堅定、善于斗爭的好干部，也為黨校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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