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鳴三省”會議召開的地點究竟在哪里

姜繼洪

　　1935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川滇黔交界之地召開了“雞鳴三省”會議，作出了政治局常委分工、紅軍戰(zhàn)略轉(zhuǎn)移方向調(diào)整、中央蘇區(qū)行動方針轉(zhuǎn)變等三項重大決策。“雞鳴三省”會議因此而成為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推動形成毛澤東領(lǐng)導核心地位的一次關(guān)鍵性會議，成為中國革命偉大轉(zhuǎn)折中的重要一環(huán)。
　　由于種種原因，長期以來沒有發(fā)現(xiàn)這次會議記錄的直接原始檔案，學術(shù)界對于會議召開的地點即周恩來回憶中所說的“雞鳴三省”莊子究竟在哪里，眾說紛紜。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數(shù)次派人專程赴川滇黔交界的岔河等地實地考察調(diào)研，也未能明確具體地點，只提出了原則性的意見：“雞鳴三省”莊子指三省交界附近、以岔河為中心的村寨。此后，不少學者特別是當?shù)攸h史工作者經(jīng)過研究，逐漸形成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一說是貴州畢節(jié)林口迎豐村，一說是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一說是四川瀘州敘永石廂子。學者們將其概括為“川、滇、黔三說”。
　　迎豐村說的疑點是，查閱紅軍長征日記及1935年2月3日至5日期間的電報，尚未發(fā)現(xiàn)任何一處提到中央軍委縱隊到過林口，這表明“雞鳴三省”會議不大可能在這里召開。花房子說的疑點是，根據(jù)伍云甫日記記載，2月5日“23時半才到”花房子，在短短的半小時之內(nèi)不可能有時間從容地召開會議討論一系列重大問題�；ǚ孔觾H一棟三開間木房及一屋，不具備周恩來所說的莊子條件，不能滿足中央軍委縱隊住宿所需。剩下唯一既滿足中央軍委縱隊到過又符合莊子條件并且住宿過的，看來只有石廂子了。
　　石廂子說的理由的確很充分：當時石廂子有75戶人家、400多人，滿足周恩來所說的莊子條件；中央軍委縱隊在這里歷時兩個晚上一個白天，有充足的時間開會討論重大事項，而且石廂子遠離敵軍，安全有保障，具備開會的客觀條件。最直接的文獻依據(jù)是錢江日記明確記載2月3日“到石廂子(雞鳴三省)，留駐一天”，這里的括號清楚地表明，在當時紅軍看來，石廂子就是“雞鳴三省”村莊。但是石廂子說也存在兩大疑點。一是石廂子距岔河太遠，與“雞鳴三省”地理特征不符；二是2月5日中央復項英這封至為關(guān)鍵的電報，只署了日期而沒有發(fā)電時間，地點并不明確，很難說是石廂子。
　　關(guān)于第一個疑點，涉及如何理解“雞鳴三省”地域概念。從這些年來的研究看，主要有兩種理解。一種是狹義的“雞鳴三省”，指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從地理位置看，岔河是最符合“雞鳴三省”特征的。當時三省一側(cè)各有一戶人家，確實是一家雞叫，三家皆聞。但是據(jù)時任中央紅軍總部機要科機要員的李質(zhì)忠回憶，“真正三省交界岔河那個地方總部沒有去過”。另一種是廣義的“雞鳴三省”，指由岔河開始形成的分屬三省的三面扇形山地。當?shù)厝罕姲阉拇ü盘A縣的水潦、石廂子一帶(1962年劃歸敘永縣)，云南鎮(zhèn)雄縣的坡頭、威信縣的水田寨一帶，貴州畢節(jié)縣的林口一帶，統(tǒng)稱為“雞鳴三省”。廣義的“雞鳴三省”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長期以來為多方所使用。
　　石廂子到底是否屬于“雞鳴三省”，這需要通過歷史文獻及實地調(diào)研尋找答案。根據(jù)1944年威信縣地圖、1950年古藺縣地圖、1954年美軍陸軍制圖局繪制的25萬分之一的中國地圖，圖示在四川境內(nèi)的木瓦房村一帶有滇屬飛地存在。調(diào)閱云南四川兩省關(guān)于這塊飛地劃界變更的往來公函，以及地方縣志，查明：1935年的石廂子以西，為云南威信(扎西鎮(zhèn))水田鄉(xiāng)的飛地木瓦房村。實地踏勘時，當?shù)乩先酥缸C，石廂子場鎮(zhèn)邊上、毗鄰赤水河北岸的鳳凰山歷史上就叫“雞鳴山”，從鳳凰山頂上向南不足1公里直線距離就是赤水河南岸的貴州畢節(jié)生機鎮(zhèn)鐮刀灣村，往西北不足2公里直線距離就是解放前的木瓦房村一帶，鳳凰山頂上公雞一叫，貴州的鐮刀灣、云南的木瓦房村都能聽到。后來山頂上的人家遷到山腳下的石廂子場鎮(zhèn)，所以民清時期的石廂子還有一個別名叫“雞鳴三省”。
　　木瓦房村這塊滇屬飛地，揭示了當時真實的地理關(guān)系，為我們理解“雞鳴三省”地域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岔河為中心來界定“雞鳴三省”。而歷史上，還有以石廂子一帶為中心的“雞鳴三省”存在。石廂子今天確實不與云南接壤，但在歷史上一度卻是與云南毗鄰接壤、與貴州隔河接界的“雞鳴三省”之地。
　　關(guān)于第二個疑點，涉及中央書記處2月5日電報發(fā)電和接收時間。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留守中央蘇區(qū)的項英四次致電中央請示行動方針，“盼于即日答復”“請立復”。據(jù)時任紅24師代理政治部主任袁血卒在新中國成立后撰寫的《紅軍長征以后》記載：“1935年2月上旬，中央書記處給中央分局拍來電報”“中央分局接到電報后，立即在駐地井塘村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緊急會議后在分局機關(guān)駐地“舉行了一次規(guī)模盛大的文藝會演”“會演在晚上進行”。當年項英駐地的房東及井塘村群眾在回憶中，均有過了年以后、春節(jié)后幾天的公審、會演情況的記載。分析可知，1935年2月中央分局收到中央的電報一共有四次，分別是2月5日、13日、23日、28日。2月上旬中央分局在于都黃龍井塘村收到的電報只有一次，那就是5日中央書記處所發(fā)電報。收到這封“萬萬火急”的電報后，中央分局“立即在駐地井塘村召開會議”，符合當時項英及中央分局日夜期盼中央來電的情形。之后中央分局轉(zhuǎn)移到于都南部禾豐地區(qū)，其他三封電報的收報地點是在禾豐。
　　由上述材料可知，蘇區(qū)中央分局2月5日接到中央書記處電報后，立即在駐地召開會議，會后還舉行了會演。從接到電報、通知開會、召開會議、會后會演等情況綜合分析，中央分局接到中央書記處電報的時間，不可能太晚，至少是在晚上之前，大概率是在白天。由此倒推，中央書記處2月5日電報應該是在5日白天即已發(fā)出。再根據(jù)紅軍日記記載，5日離開石廂子后，一直在行軍且有民團騷擾，中途不可能開會。還要考慮到，這封“萬萬火急”“先此電達”的電報，不大可能開完會后等到行軍途中發(fā)出，它應該是開完會后立即發(fā)出的。因此，在沒有更可靠的文獻證明的情況下，目前的材料可以表明，“雞鳴三省”會議在離開石廂子之前就已經(jīng)召開過了，石廂子應該就是周恩來回憶中所說的叫“雞鳴三省”的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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