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于中國共產(chǎn)黨尚未建立自己的中央政府,自然與任何外國均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而長期以來,帝國主義國家出于其反共意識形態(tài),對中國革命一直采取敵視的態(tài)度,所以中國共產(chǎn)黨在即將全國執(zhí)政之際,對國民黨政府與帝國主義各國所建立的外交關系,一概采取不承認的態(tài)度。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正式的國家的外交關系”,因此,不承認這些國家現(xiàn)在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采取這種態(tài)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tǒng)所束縛。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xiàn),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談及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時,進一步指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xù)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tǒng)制對外貿(mào)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P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xiàn)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nèi)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tài)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
既然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各國政府建立的舊有的外交關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外交承認,但新中國畢竟需要發(fā)展對外關系,于是,中共中央將發(fā)展對外關系的重點,放在聯(lián)合蘇聯(lián)和其他社會主義、人民民主主義國家上,也就是所謂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總結中,毛澤東特地就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關系講了很長的一段話,并且明確表示:“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lián),沒有歐洲的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吸引美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我們中國革命也能勝利。我說,東方的空氣比較稀薄,而西方的氣壓很重,我們就在東方?jīng)_破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的這一環(huán)。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chǎn)階級,首先是蘇聯(lián)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們受人幫助,也要時刻準備幫助別人。這就是國際主義。中蘇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和蘇聯(lián)應該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fā)表文告說明這一點�,F(xiàn)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
6月30日,毛澤東公開發(fā)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其中更是明確提出,新中國在對外關系上要“一邊倒”。他說:“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jīng)驗和共產(chǎn)黨的二十八年經(jīng)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jīng)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國,全世界也一樣,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中立是偽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對外政策上實行“一邊倒”,主要是重點發(fā)展同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這在當時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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