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改造為何是歷史的必然

　　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yè)、對手工業(yè)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彪S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我國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由此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

　　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原來具有私有制性質的個體農業(yè)、個體手工業(yè)及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分別改造成為集體所有制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手工業(yè)生產合作社和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yè)，即將多種所有制改造成為單一的公有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個體經濟與民營經濟不但有了恢復而且發(fā)展迅速，所有制結構又由單一公有制發(fā)展到多種所有制共存，于是有人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個體經濟和民營經濟存在和發(fā)展，證明當年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根本錯誤的。

　　還有人認為，既然新民主主義是多種所有制共存，當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亦是如此，于是發(fā)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慨，意即早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搞多種所有制，那又何必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改造？

　　所有制的變革是否具有積極意義，關鍵要看這種變革對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對于這個問題，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幾年，確實是新中國成立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國民經濟發(fā)展比較好的時間。從總體上來講，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社會生產力水平沒有下降，而且這些年間工農業(yè)生產還得到了發(fā)展。同時也應看到，由于原定需要15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社會主義，實際只用了3年左右的時間，改造的時間過于急驟，因而在改造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在農業(yè)生產資料公有制后如何真正實現按勞分配，當時沒有找到有效辦法。農業(yè)合作社建立后實行以“評工記分”為主要內容的分配制度。表面看，這種分配制度體現了按勞分配原則，但實際上，容易變成平均主義，使得社員間干多干少、能力強弱都是得一樣的工分。這種固定工分的做法在后來的人民公社時期進一步強化，成為長期以來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農業(yè)生產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特征的農村改革，并沒有否定農業(yè)集體化的成果，而是農村經營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變革。

　　在手工業(yè)的改造問題上，忽視個體手工業(yè)經營模式靈活、快捷、便民的特點，在建立手工業(yè)合作社時過于強調統(tǒng)一的工作制度，統(tǒng)一核算、進貨、工資福利等，不但給人民生活帶來不便，而且在分配上也存在平均主義的問題。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中也存在對私方人員未得到合理使用：過分強調集中統(tǒng)一，盲目合并了一些小廠和商業(yè)點，不僅使許多有特色的商品質量下降，還給消費者帶來了諸多不便；并存在將很多小商小販小手工業(yè)者也當成私方人員，也合并到公私合營的企業(yè)之中，后來給這部分小商小販們背負了資本家的名號，遭受了不應有的歧視等問題。

　　更重要的是，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沒有認識到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在所有制問題上搞單一的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而可以在確保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允許多種所有制和多種分配方式同時存在，這樣更有利于經濟的發(fā)展。因此，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非公有制經濟幾乎不復存在，而按勞分配又變成了固定工分和固定工資，不但使經濟發(fā)展缺乏活力，而且也不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成為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fā)展，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的重要原因。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存續(xù)的時間自然可以更長些，這樣可能更有利于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而且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在所有制的問題上完全沒有必要搞清一色的公有制。問題在于當年的人們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

　　對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個問題，其實應當是“早不知今日，才有當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之所以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城鄉(xiāng)允許乃至鼓勵包括個體經濟、民營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逐步用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正是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得到了深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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