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敏戰(zhàn)斗在1927年

　  一九二七年初，黃安縣黨組織派戴克敏到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在學習期間，戴克敏同志對中國農民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寫了《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對農民運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熱情的頌揚，他認為：要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就必須把億萬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

　　一九二七年四月，麻城反動地主武裝趁“四﹒一二”蔣介石叛變之機，發(fā)動武裝暴亂，圍攻麻城縣城。當時，在湖北省黨部工作的董必武同志立即會同毛澤東同志，決定派戴克敏率領三百名農講所武裝學生馳援麻城。戴克敏受命之后，立即率領三百名農講所學生軍，日夜兼程趕到了麻城，平定了叛亂。

　　麻城暴亂平定以后，戴克敏率領農講所學生軍回到武漢，總結了這次斗爭的實踐經驗，撰寫了《剿滅麻城會匪經過》一文，進一步論述了發(fā)動廣大農民起來革命的偉大作用。他說：我們在武漢時，一向喊著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這次居然躬身實踐，我覺得自己很安慰，總算實際上在革命中盡了些力，雖然這是很微小的一點，但這次的戰(zhàn)斗使我得到一個感想，在農村土豪劣紳素來是極有勢力，現在看見農民協(xié)會如此風起云涌，就亂造謠言污蔑農協(xié)，哪知道他們越是造謠污蔑，農民越是相信農民協(xié)會。麻城民眾都很有覺悟，他們都喊我們武裝同志，并不說我們是團總老爺。農講所學生向光山進剿會匪時，一千多農民手持武器作后衛(wèi)，一起與會匪搏戰(zhàn)。沿途送水送粥的農民絡繹不絕。

　　五月中旬，戴克敏又參加了由葉挺指揮的中央獨立師平定夏斗寅進攻武漢的戰(zhàn)斗，在紙坊附近的土地堂一戰(zhàn)，將叛軍擊潰，敗退鄂東，從而使武漢轉危為安。

　　一九二七年六月，戴克敏在農講所結業(yè)后，被分配到黃安縣從事農民運動工作。六月二十九日，他從武漢回到了黃安，任中共黃安縣委委員，并兼任縣農民自衛(wèi)軍大隊長，負責軍事領導工作。七月十五日，汪精衛(wèi)在武漢叛變了革命，黃安的反革命勢力乘機復辟了。農民協(xié)會的活動被迫由公開轉入地下，黃安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敵人到處在狂叫：“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碑敃r在黃安屠殺人民的匪首規(guī)定：“凡年滿十六歲的共產黨員，一律槍決！”在黃安縣被反動派通緝的重要共產黨人共有九十二名，戴克敏是其中之一。

　　在敵人殘酷屠殺的恐怖之下，革命隊伍中的一些不堅定的分子，有的叛變投敵了，有的自行脫黨了。但是當時擔任中共黃安縣委委員和農民自衛(wèi)軍的大隊長戴克敏仍不退縮，堅持斗爭。他勇敢地站到斗爭的最前列，與曹學楷、鄭位三、吳煥先等，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繼續(xù)領導人民堅持革命斗爭。七月下旬，在縣委改組的會議上，戴克敏指出：“現在革命已不是空喊口號的事了！反革命者弓上弦刀出鞘，張開了他們的貪狼餓虎似的大口對著我們，我們革命者若不自己武裝起來，把我們的槍口對準敵人掃射，我們自己是沒有命的！”縣委改組后，決定留戴克敏在縣里領導群眾堅持斗爭，派鄭位三、戴季英到武漢向省委匯報黃安斗爭情況，聽取省委對黃安工作的指示。八月初，在戴克敏的領導下成立了黃安縣防務委員會，戴克敏、曹學楷、徐朋人等被選為防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負責指揮和領導全縣的軍事斗爭。

　　八月中旬，戴克敏等率領黃安農民自衛(wèi)軍，平息了麻城農民自衛(wèi)軍中有個叫熊振翼的教官妄圖拖強叛變的反革命陰謀，使這支革命武裝得以保存。這支革命武裝后來成為“黃麻起義”的主要武裝力量之一。八月十七日，戴克敏率領黃安農民自衛(wèi)軍在麻城農民自衛(wèi)軍的配合下，在黃安、光山、麻城邊界一舉擊潰了盤踞在這里的有三千余人的反動紅槍會，擊斃匪眾一百多人，并活捉匪首王芝廷，繳獲步槍十二支，馬槍三支，戰(zhàn)馬六匹，刀矛無數。這是戴克敏領導黃安人民在“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后，取得的抗擊敵人屠殺的第一個大勝仗。九月中旬，去武漢找省委的鄭位三、戴季英兩位同志安全回到了黃安，帶回了“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北省委對黃安工作的指示。當時，在縣里堅持斗爭的縣委委員戴克敏、曹學楷、吳煥先等高興地說：“我們找到出路了，我們有奔頭了！”縣委在七里坪召開了會議，討論了上級黨委關于組織農民進行秋收武裝起義的指示。在會上，有個別的同志提出，我們只有幾十條搶，打起紅旗后，經不起敵人的進攻。但是，戴克敏等大多數縣委領導人都滿懷信心，認為：我們有馬列主義理論，有黨的領導，有人民群眾作后盾，打起紅旗，定能夠堅持下去，并取得勝利。會議最后通過了由戴克敏起草的《中共黃安縣委關于組織武裝暴動計劃》。計劃規(guī)定：一、迅速建立各區(qū)鄉(xiāng)的防務委員會，以作為公開領導起義的機構；二、以祠堂，廟宇作為暴動隊伍的集結地點；三、大力擴充農民自衛(wèi)軍和農民義勇隊，并加強訓練；四、鎮(zhèn)壓土豪劣紳，沒收大、中地主的財產，以發(fā)動群眾，并為起義作物資準備�？h委武裝暴動計劃發(fā)到各區(qū)鄉(xiāng)以后，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斗志，廣大群眾紛紛要求參加武裝暴動。

　　七里坪會議以后，戴克敏等縣委領導人為了組織秋收武裝暴動，進行了十分緊張的準備工作。首先，戴克敏等共產黨人下到各區(qū)鄉(xiāng)，向群眾宣傳縣委關于組織秋收武裝暴動的決議。經過他們的努力，群眾又被發(fā)動起來了，他們拿起大刀、長矛，扛起鋤頭、扁擔、梭鏢、土槍、腳魚叉等武器，到處捕殺地主豪紳，又掀起了一個懲辦地主豪紳的革命熱潮。僅七里、紫云兩區(qū)的農民，在三、四天內就處死了幾十個土豪劣紳。程卜畈、長沖、大斛鄉(xiāng)、王潭河、城區(qū)北鄉(xiāng)的農民先后舉行了武裝暴動，他們把捉到的土豪劣紳，都押送到十丈山大廟里，交縣防務委員會處理。

　　這就是黃安人民所稱的“九月暴動”，又叫“第一次黃安起義”。九月暴動驚動了敵人，十月底，國民黨派了一個師的兵力開抵黃安，瘋狂地進攻革命，由于敵人強大，革命力量弱小，加之缺乏斗爭經驗，致使九月暴動失敗。黃安縣委又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會議再次決定，留戴克敏在縣領導群眾堅持斗爭，穩(wěn)定局勢，派人到省委匯報黃安斗爭情況。當時的湖北省委根據黃安情況，遂于十月二十一日，派王志仁（王靜齋）和原來在鄂南領導起義的吳浩光、劉鎮(zhèn)一等到黃安工作，并由他們組成鄂東特委，同時改組了黃安縣委，戴克敏參加鄂東特委和黃安縣委的領導工作。

　　鄂東特委成立以后，十一月三日，戴克敏等特委領導人在黃安七里坪文昌宮第二高級小學，召開了黃麻兩縣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決定以黃麻兩縣農民自衛(wèi)軍和黃安的潘家河、阮家店、箭廠河、程卜畈等地義勇隊為骨干，以麻城的乘馬崗、順河集的農民為主要依靠，組織起義隊伍，發(fā)動武裝起義，奪取黃安城。為了統(tǒng)一起義的指揮和領導，會上還產生了由潘忠汝、戴克敏、吳光浩、曹學楷等組成的起義總指揮部，潘忠汝任總指揮，吳光浩任副總指揮，起義總指揮部設在七里坪。

　　文昌宮會議后，戴克敏等起義領導人與黨員干部赴各區(qū)積極組織農民自衛(wèi)軍與義勇隊，并抓緊自衛(wèi)軍與義勇隊的訓練工作。經過半個月的艱苦工作，很快把一支起義隊伍組織起來了。接著，戴克敏等鄂東特委會和起義總指揮的領導人，根據當時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和武裝起義隊伍已經組織起來的情況，又在文昌宮小學召開第二次黃麻兩縣黨團活動分子會議，大家認為起義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起義的條件與時機已經成熟，決定馬上舉行起義，奪取黃安縣城。

　　十一月十三日，震驚中原的“黃麻起義”爆發(fā)了，兩萬多起義軍，一舉攻下了黃安城。十一月十八日，黃安縣第一個紅色政權——工農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了，曹學楷任主席。同時，工農革命軍鄂東軍也隨之誕生了，戴克敏任黨代表，潘忠汝、吳光浩分別任正副總指揮，汪奠川任參謀長。鄂東軍誕生以后，戴克敏、潘忠汝隨即率領起義軍主力，對給黃麻地區(qū)人民造成最大危害的、盤踞在光山南部的反動地主武裝紅槍會，進行了圍剿，打死了反動的紅槍會會長，戳穿了紅槍會“刀槍不入”的神話。接著，戴克敏等又率領起義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挺進到黃安城南的尹家河、八里灣，打垮了當地反動民團和紅槍會，打開了城南地區(qū)的革命局面。

　　十二月五日，國民黨派一個師的兵力，向革命猛撲過來，進攻黃安城，革命軍在與敵人激戰(zhàn)中，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敵人的沖鋒，黃安城下敵尸橫遍地。但終因敵眾我寡，革命軍不得不突圍出城，被我解放了二十一天的黃安隨之陷落敵手。

　　十二月下旬，戴克敏、吳光浩、曹學楷等起義軍領導人，經過艱苦轉折，在黃安北鄉(xiāng)木城寨匯集到了一起。在這里，他們舉行了起義領導人的會議。會議分析了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式，總結了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戴克敏在會上鼓勵大家說：“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是長期的，我們不能為了一個城市同國民黨反動派拼死拼命地爭奪。只要我們不放下手中的槍，跟人民群眾在一起，堅持斗爭，黃安縣城是一定會回到我們手里來的！”會議最后決定留下少數人槍就地堅持斗爭，將大部分革命軍轉移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黃陂木蘭山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會后，戴克敏與吳光浩同志在黃安北鄉(xiāng)的閔家祠堂集合了工農革命軍七十二人，配備七十二支長槍和十一支短槍，從黃安出發(fā)向木蘭山挺近。一路上打退敵人的圍追堵截，沖破敵人的層層封鎖，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勝利達到木蘭山區(qū)。這時，上級黨指示：鄂東軍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軍，下轄三個中隊，每隊二十余人。戴克敏任黨代表，吳光浩任軍長，汪奠川任參謀長。并由戴克敏、吳光浩、汪奠川、曹學楷等五人組成第七軍的委員會，作為部隊的核心領導。

　　部隊改編后，戴克敏為了這支人民軍隊的成長壯大，嘔盡心血。當時雖然戰(zhàn)爭頻繁，生活極端艱苦，但是，他從不因為環(huán)境惡劣而放松對部隊的思想教育，他經常對指戰(zhàn)員講：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無論作戰(zhàn)還是休整，都要注意群眾紀律。同時，還要注意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組織和武裝群眾，建立革命的銅墻鐵壁，粉碎敵人對我們的進攻。

　　來源：《湖北英烈傳（第一集）》